痛定思痛：“三皇五帝”是如何成为“神话传说”的？
一天社
四川 创始人,历史领域创作者,活力创作者
已关注
所属专栏: 中华远古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不是“神话传说”
在近代以前，“三皇五帝”是信史，很少人质疑“三皇五帝”的存在。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没有从伏羲开始写起，但也只是认为自己所知有限而未记，并没有否定伏羲神农的存在。著作于南宋，诞生之后就成为历代启蒙经典的《三字经》，在历史部分则明确写道：“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在古代，基本上没人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虽然各代研究的学者，有时候对谁是“三皇”谁是“五帝”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就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春秋五霸”一样，虽然对谁能入选“春秋五霸”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没有人会质疑齐桓公、秦穆公、越王勾践等帝王的历史存在。
在古代，不但人民信仰祖先，国家也尊崇“三皇五帝”，所以对伏羲、炎帝、黄帝等远古帝王的祭祀从未间断，甚至一代比一代更隆重。从汉代就建立了以太昊伏羲氏为中国民族始祖的中华大祖谱世系后，历代以国祭之礼祭祀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先祖帝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与帝喾高辛氏。
但是到了今天，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文明远超前代的现代社会，却有许多人质疑“三皇五帝”等远古帝王的存在，甚至我们许多教科书也将夏朝之前的历史称之为“神话时期”、将“三皇五帝”称之为“神话人物”。于是，我们古人深信不疑的古代帝王成了虚无缥缈的存在，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的信仰产生极大的冲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一是由于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被西方列强打蒙了的国人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历史，从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古代历史。
二是由于以“疑古派”为代表的民国“公知”们，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满足“崇洋媚外”时人的虚荣心，从而以抹灭祖宗、抹灭民族历史来达到其成名立说的目的；三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雇佣“五毛党”肆意混乱甚至篡改我们民族的历史，拿着“疑古派”那些早已被否定的所谓“专家”的观点来迷惑大众的历史观，让我们这些崇拜祖先信仰祖宗的炎黄子孙自己怀疑自己的祖先，从而达到“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乱其祖”的险恶用心。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片土地，赔偿了数不清的金银，彻底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晕了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为了富国强民，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夷制夷”之策，包括改革教育，学习西方办学模式创办西式学校，当然也会照搬西方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对于无法照搬的历史教材，则采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对民族历史进行“改造”。
最主要的就是夏曾佑，他是清朝光绪进士、礼部主事，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04年，夏曾佑在其《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为中国历史教育定下了基调：“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立；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从而认定：“中国自黄帝以上，庖牺、女娲、神农诸帝……皆神话也。”
夏曾佑的通史被认定为民国官方钦定的大学教材，以《中国古代史》的书名一版再版，包括建国以后的历史教材也基本延续了夏曾佑的观点，由于官方教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如果说依据西方观点审视民族历史还是属于学术问题，那么“疑古派”的兴风作浪则无疑是数典忘祖的“狼子野心”。疑古派是上个世纪初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主旨的史学研流派，因为1926-1940年出版的《古史辨》而得名，也称“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大名赫赫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他们用西方研究已经消失的古文明的方法，研究一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地下挖出来的才算数，历史记载的不算数”，没有考古证据证明，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古人杜撰的。
作为学术研究，客观分析古代历史的真伪，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刻意颠倒黑白抹杀祖先历史，则为人所不齿了；如果因此而成为国外反华势力的工具，则无疑成了外国人打击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帮凶。就如今日，如果客观揭露社会问题，则有利于国家治理和民族发展，但如果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混淆是非、刻意抹黑自己的国家和国人，甚至因此成为西方社会攻击打压我们的借口或工具，那就不仅仅是人品或道德的问题了，而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应收到应有的惩罚。
“疑古派”其实并非这些“专家学者”的发明，它起源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文化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但这种传统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了转折：1853年美国人率领舰队开到了日本海岸，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神奈川条约》，1858年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随后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等相继依法炮制，逼迫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痛定思痛 ，日本开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运动。
任何一项改革，必然是对既有传统的颠覆，明治维新也不例外：既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科技，就必然要否定既有的中华文化，于是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顺势出现了一股质疑否定中华历史的潮流，其中尤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大学的“东洋学”为甚，白鸟库吉出于贬低中华文明而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8月，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尧舜禹是春秋战国之后，由儒家学者伪造出来的，用于宣扬儒家倡导的“三种美德”：尧代表天之“公”，舜代表人之“孝”，禹代表地之“勤”。其后，白鸟库吉通过演说和文章，反复宣扬“尧舜禹抹杀论”，他的学生们也蜂拥唱和，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股否定中华远古文明的浪潮，并且流传到西方学术界；西方曾经不承认商朝的存在、至今不承认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也传到了国内，得到了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首的一部分“学者”的推崇与效仿，他们创办了《古史辨》期刊，共出版了七期，发表了三百五十篇文章约三百二十五万余字，通过所谓 “科学论证”，颠覆了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他们学习日本人怀疑中国古代史，但日本人是为了其民族文化的更新换代，是为了其国家的振兴；反观“疑古派”却在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历史时刻，否定了自己的祖先和历史，给中华民族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疑古派”有许多“伟大的成就”，比如他们论证了商朝是不存在的，论证了孙武孙膑其实是一个人，论证了《尉缭子》、《孔子家语》是后世伪作，甚至论证了大禹并不是古代帝王而是一条虫等等。众所周知，“疑古派”的许多所谓的研究方法其实并不科学，他们许多“研究成果”早已被事实所否定。比如，甲骨文和殷墟的出土，不但证实了商朝的真实存在，而且证明了《史记》和《帝王世纪》等古代典籍记载的准确性；比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籍，不但证明了孙武的真实存在，而且证实了孙武和孙膑并非一个人。
其实，“疑古派”在当时就遭到了许多专家的质疑，比如鲁迅先生就曾经说：“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顾颉刚后来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但是，“疑古派”的遗毒却至今难以消除，他们否定中国远古历史，否定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存在，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并成为国外势力攻击毁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工具。
日本人质疑否定他们将要入侵国家的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其特定时期的民族需求和国家需求，我们无可厚非；但是“疑古派”一味追随模仿日本人，通过所谓的“研究”无底线地否定历史否定祖先，却是不容原谅。他们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所谓的专家名人，但是他们给中华历史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弥补，至今仍有许多人引述他们所谓的“研究成果”来否定我们的祖先。试想一下，如果“三皇五帝”都成了“神话传说”，我们这些信仰祖先的“炎黄子孙”、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又来自何方？这难道不是在为西方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做佐证吗？从这一点上来说，“疑古派”可谓是罪孽深重。
正是由于夏曾佑错误基调的历史教材、疑古派哗众取宠的所谓研究，以及今日国外势力所资助的博取名利的“五毛党”们的兴风作浪，导致我们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祖先，变成了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所以，迫切需要我们拨乱反正，还历史以真相，还我们的孩子们一个真实的祖先，以不负“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之称号！这是笔者创作《中华远古文明史》专栏的初衷，也期待本专栏能让您更真实地了解我们中华远古文明，帮您让孩子们更真实地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先“三皇五帝”以及他们光耀千秋的伟大功绩。
上一集
哪儿最有可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下一集
这座古文化遗址：让世界确认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真实存在！
所属专栏
中华远古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不是“神话传说”
痛定思痛：“三皇五帝”是如何成为“神话传说”的？
一天社
四川 创始人,历史领域创作者,活力创作者
已关注
所属专栏: 中华远古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不是“神话传说”
在近代以前，“三皇五帝”是信史，很少人质疑“三皇五帝”的存在。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没有从伏羲开始写起，但也只是认为自己所知有限而未记，并没有否定伏羲神农的存在。著作于南宋，诞生之后就成为历代启蒙经典的《三字经》，在历史部分则明确写道：“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在古代，基本上没人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虽然各代研究的学者，有时候对谁是“三皇”谁是“五帝”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就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春秋五霸”一样，虽然对谁能入选“春秋五霸”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没有人会质疑齐桓公、秦穆公、越王勾践等帝王的历史存在。
在古代，不但人民信仰祖先，国家也尊崇“三皇五帝”，所以对伏羲、炎帝、黄帝等远古帝王的祭祀从未间断，甚至一代比一代更隆重。从汉代就建立了以太昊伏羲氏为中国民族始祖的中华大祖谱世系后，历代以国祭之礼祭祀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先祖帝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与帝喾高辛氏。
但是到了今天，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文明远超前代的现代社会，却有许多人质疑“三皇五帝”等远古帝王的存在，甚至我们许多教科书也将夏朝之前的历史称之为“神话时期”、将“三皇五帝”称之为“神话人物”。于是，我们古人深信不疑的古代帝王成了虚无缥缈的存在，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的信仰产生极大的冲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一是由于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被西方列强打蒙了的国人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历史，从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古代历史。
二是由于以“疑古派”为代表的民国“公知”们，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满足“崇洋媚外”时人的虚荣心，从而以抹灭祖宗、抹灭民族历史来达到其成名立说的目的；三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雇佣“五毛党”肆意混乱甚至篡改我们民族的历史，拿着“疑古派”那些早已被否定的所谓“专家”的观点来迷惑大众的历史观，让我们这些崇拜祖先信仰祖宗的炎黄子孙自己怀疑自己的祖先，从而达到“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乱其祖”的险恶用心。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片土地，赔偿了数不清的金银，彻底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晕了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为了富国强民，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夷制夷”之策，包括改革教育，学习西方办学模式创办西式学校，当然也会照搬西方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对于无法照搬的历史教材，则采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对民族历史进行“改造”。
最主要的就是夏曾佑，他是清朝光绪进士、礼部主事，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04年，夏曾佑在其《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为中国历史教育定下了基调：“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立；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从而认定：“中国自黄帝以上，庖牺、女娲、神农诸帝……皆神话也。”
夏曾佑的通史被认定为民国官方钦定的大学教材，以《中国古代史》的书名一版再版，包括建国以后的历史教材也基本延续了夏曾佑的观点，由于官方教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如果说依据西方观点审视民族历史还是属于学术问题，那么“疑古派”的兴风作浪则无疑是数典忘祖的“狼子野心”。疑古派是上个世纪初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主旨的史学研流派，因为1926-1940年出版的《古史辨》而得名，也称“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大名赫赫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他们用西方研究已经消失的古文明的方法，研究一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地下挖出来的才算数，历史记载的不算数”，没有考古证据证明，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古人杜撰的。
作为学术研究，客观分析古代历史的真伪，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刻意颠倒黑白抹杀祖先历史，则为人所不齿了；如果因此而成为国外反华势力的工具，则无疑成了外国人打击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帮凶。就如今日，如果客观揭露社会问题，则有利于国家治理和民族发展，但如果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混淆是非、刻意抹黑自己的国家和国人，甚至因此成为西方社会攻击打压我们的借口或工具，那就不仅仅是人品或道德的问题了，而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应收到应有的惩罚。
“疑古派”其实并非这些“专家学者”的发明，它起源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文化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但这种传统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了转折：1853年美国人率领舰队开到了日本海岸，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神奈川条约》，1858年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随后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等相继依法炮制，逼迫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痛定思痛 ，日本开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运动。
任何一项改革，必然是对既有传统的颠覆，明治维新也不例外：既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科技，就必然要否定既有的中华文化，于是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顺势出现了一股质疑否定中华历史的潮流，其中尤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大学的“东洋学”为甚，白鸟库吉出于贬低中华文明而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8月，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尧舜禹是春秋战国之后，由儒家学者伪造出来的，用于宣扬儒家倡导的“三种美德”：尧代表天之“公”，舜代表人之“孝”，禹代表地之“勤”。其后，白鸟库吉通过演说和文章，反复宣扬“尧舜禹抹杀论”，他的学生们也蜂拥唱和，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股否定中华远古文明的浪潮，并且流传到西方学术界；西方曾经不承认商朝的存在、至今不承认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也传到了国内，得到了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首的一部分“学者”的推崇与效仿，他们创办了《古史辨》期刊，共出版了七期，发表了三百五十篇文章约三百二十五万余字，通过所谓 “科学论证”，颠覆了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他们学习日本人怀疑中国古代史，但日本人是为了其民族文化的更新换代，是为了其国家的振兴；反观“疑古派”却在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历史时刻，否定了自己的祖先和历史，给中华民族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疑古派”有许多“伟大的成就”，比如他们论证了商朝是不存在的，论证了孙武孙膑其实是一个人，论证了《尉缭子》、《孔子家语》是后世伪作，甚至论证了大禹并不是古代帝王而是一条虫等等。众所周知，“疑古派”的许多所谓的研究方法其实并不科学，他们许多“研究成果”早已被事实所否定。比如，甲骨文和殷墟的出土，不但证实了商朝的真实存在，而且证明了《史记》和《帝王世纪》等古代典籍记载的准确性；比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籍，不但证明了孙武的真实存在，而且证实了孙武和孙膑并非一个人。
其实，“疑古派”在当时就遭到了许多专家的质疑，比如鲁迅先生就曾经说：“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顾颉刚后来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但是，“疑古派”的遗毒却至今难以消除，他们否定中国远古历史，否定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存在，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并成为国外势力攻击毁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工具。
日本人质疑否定他们将要入侵国家的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其特定时期的民族需求和国家需求，我们无可厚非；但是“疑古派”一味追随模仿日本人，通过所谓的“研究”无底线地否定历史否定祖先，却是不容原谅。他们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所谓的专家名人，但是他们给中华历史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弥补，至今仍有许多人引述他们所谓的“研究成果”来否定我们的祖先。试想一下，如果“三皇五帝”都成了“神话传说”，我们这些信仰祖先的“炎黄子孙”、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又来自何方？这难道不是在为西方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做佐证吗？从这一点上来说，“疑古派”可谓是罪孽深重。
正是由于夏曾佑错误基调的历史教材、疑古派哗众取宠的所谓研究，以及今日国外势力所资助的博取名利的“五毛党”们的兴风作浪，导致我们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祖先，变成了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所以，迫切需要我们拨乱反正，还历史以真相，还我们的孩子们一个真实的祖先，以不负“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之称号！这是笔者创作《中华远古文明史》专栏的初衷，也期待本专栏能让您更真实地了解我们中华远古文明，帮您让孩子们更真实地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先“三皇五帝”以及他们光耀千秋的伟大功绩。
上一集
哪儿最有可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下一集
这座古文化遗址：让世界确认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真实存在！
所属专栏
中华远古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不是“神话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