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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服看汉代设计思想
时间:2023-01-27   浏览:1277

由汉服看汉代设计思想

摘要: 汉服作为古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载体之一,不仅拥有非凡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作用,更为我们研究古代美学、哲学、设计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汉代社会稳定的环境中,汉服与其他艺术一样,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礼”的秩序美,蕴含的“阴阳五行”观念和丰富的装饰纹样等几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这些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汉服 汉代 设计思想

所谓“汉服”,是指从三皇五帝到明朝这一段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本文所讲的“汉服”仅指汉代的服装。大约在30万年前,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裹身御寒,第一张兽皮被挂在了赤裸的人体上;2万5千年前,北京山顶洞人用骨针缝制兽皮;新石器时代,为了防御恶劣的自然气候和毒虫猛兽,也为了维护人性的尊严、贞操、遮隐蔽体,又或者是为了伪装自己而进攻敌人,“草裙形态”、“兽皮披形态”随之出现。从一系列出土的文物表明原始社会的服饰不仅仅以实用为目的,同时已经注入了文化精神。此后,经过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逐步完善,尤其是在汉代,儒家的统治地位被确定后,“礼”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服饰制度成了统治的工具,服饰文化被深深的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道家思想虽没有被官方采纳,但其在古代设计思想中扮演的角色却不可忽视。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古代设计思想在服饰上的体现。

 

一、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汉服文化的哲学基础。大约在5千年前,黄帝、尧舜时期,先民们开始用植物纤维织物制成上衣下裳。“黄帝、尧舜重衣裳而治天下,盖取自乾坤”(《周易·系辞下》)说的是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自天意乾坤而定,是神圣的。中国人的这种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宇宙观是一个宇宙化的人伦世界,即“天地之心”,就是以人生的眼光看待宇宙,宇宙就是人生的世界。“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天”是神圣的、伟大的、无限的,人间事物都由天所定。当国家产生后,“君权神授”“尊天命”“顺天道”便顺理成章了,帝王礼祭服饰的设计变成了一个“宇宙”的缩影。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服制》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与人一样有哀乐之心,天人同一,天子是上天赋予的,因此天子行事要符合天意。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汉服宽大、飘逸、含蓄的形制美上,尤以袍最为突出。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能把自然的人体隐藏于宽大的袍袖之中,给人以神秘、内敛之美,达到一种与“天”合而为一的神韵。人行走时,上体衣袖下体裙裳随之飘动,形成优美灵动的流线,使人的活动游刃有余,从而显示出了行云流水般的神韵。汉服就是这样,在平易中求变化,在变化自求自然,到达天人合一、天衣无缝的境界。基于此种审美观,中国古代服饰不追求立体感,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过多的分割组合去追求“体”的感觉。所以,中国服饰的传统裁剪法为平面裁剪法,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

 

二、追求“礼”的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汉服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服饰被视为道德的重要标志,是道德的教化工具,其象征意义使服饰成为穿在人们身上的教科书。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认为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是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是美。基于这种思想,服饰成为统治者有力的统治工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推行后,儒家思想处于正统地位,这对服饰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有董仲舒提出的“度爵而制服”的思想是关服饰思想的内容之一,“度爵而制服”如同“量体裁衣”衣着根据爵位的等级,“有爵”的便是“得天命”,而且死后的“服制”与“礼制”皆依“天命”而有分别。“谓之制度,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统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所以一之也。”(《春秋繁露·服制》)这是董仲舒“别等级”“大一统”的直言不讳。

 

“三礼”(《周礼》《礼仪》《礼记》)中所记载的服饰礼仪,都以君子为对象,着“冕服”的均为君臣 商人? 一等,君君臣臣的服饰等级区分严明不可逾越,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在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而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毛布做的衣服)和“布衣”(粗麻布做的衣服),因此,“布衣”与“衣褐”就成了平民百姓的代名词。由此,形成了以帝王为首的官场秩序,这成为一种治国之道。旧时俗语“只认衣衫不认人”所反映的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现象的势力观念。

 

孔子极力提倡服饰必须符合礼的社会规范,非常重视服饰本身的社会功能。要求人们要注意在不同的时间、场合穿不同的衣服。《荀子·子道篇》记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子洛穿着华丽的衣服去见孔子,孔子说他的衣服太华丽,没人敢给他提意见,于是子洛回去换了一身衣服,孔子教导他说“只有真正具有真才实学同时又诚实,具有仁、智的人才算的上是君子”。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穿衣的要求,什么身份的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如何着装,应该适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才符合社会规范。

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替,这种服制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然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三、体现“阴阳五行”的观念

阴阳家邹衍运用五行相生的说法,建立了五德终始说,并将其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如黄帝为土德,禹是木德,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因此,后代都用这种说法。《史记·历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德,因而色尚黑。根据五行学说,水在季节上属冬,颜色是黑色,因而秦的服饰和旌旗都尚黑色。到汉朝时,统治者认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五行学说认为土克水,土是黄色,于是服色尚黄。方术家又把五行学说与占星术的五方观念相结合,要求天子服装颜色须按季节不同而变换。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五行决定服装的基本用色,阴阳思想决定服色的选择、搭配。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与五方的东、南、中、西、北和五色青、赤、黄、白、黑,以及“五虫”青龙、朱雀、麒麟、白虎、玄武对应并举,即董仲舒提出的“服制象天,服制以天为象”,这将服饰法“天”之“象”更系统、更严密。根据阴阳理论,阴阳相滋相长,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所以阴阳应该是同时存在的,根据这一思想,汉服服色大多用黑与红,红与白,青与白,青与黑搭配,从色相上反应出阴阳两极的互生性,而黄色由于其象征中间位置,所以它常作为单独的色彩使用。

 

四、装饰纹样中所蕴含的世俗思想

汉代当时的服饰不是用以表示统治阶级的威严,就是表现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不是宣扬忠、孝、节、义等,就是祈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在装饰纹样上,大致有两种内容:一是反映神仙长生的,一是显示现实生活的。

 

汉代的纹样装饰大气、明快、简练、多变,图案的色彩运用上,主要以对比为主,强调明快、醒目、艳丽,以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西汉时期的装饰纹样,由动物纹、云气纹、花卉纹和几何纹,其中以动物纹以及由动物纹和其他纹样相结合构成的吉祥图案。如新疆民丰县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右图),在卷曲的茱萸纹和云气纹之间,穿插有七八种奇禽异兽,他们既似穿行于天空,有漫天的云彩相伴,又似奔跑在陆地,与遍插的茱萸为伍运用添加的装饰手法,表现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寄托了人们对和平盛世的依恋和追求。

 

 

除了祥禽瑞兽和具有辟邪含义的茱萸外,在纹样间还安排了具有吉祥含义的文字,如“万事如意”、“长乐明光”、“登高明望四海”等等,这些文字与纹样和谐统一,图文结合,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吉祥图案。

 

东汉的装饰图案打破现实生活的局限,将人物与轻禽猛兽共处于云气山脉间,奔腾活跃,展现出气魄宏伟的画面,寄托封建统治阶级祈望长生不老、子孙众多、皇权永固、分享神仙欢乐等种种荒诞不稽的思想。这是儒家“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观与燕齐方士神仙思想的反映。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叙:“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之神仙,上有仙人玉女、白鹿、白雁,奇花异药,使人长生不老。”就体现了当时的祈望成仙的思想。

还有一些纹样吸收了外来民族的特点,如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的葡萄纹等,这都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

 

从汉服中,我们看到了汉代当时的思想、文化、哲学、艺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同时,也正是这些方面影响了汉服。汉服,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对现代服饰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汉服的深刻内涵,才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到现代服饰中,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断发展。  (图片由本网所加)

参考文献:

高丰.中国设计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8

②楼慧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5

赵超.云想衣裳:中国服饰的考古文物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出版社,2003.10

④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3重版

华梅.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0

⑥黄能馥 陈娟娟.中国服饰史[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4

⑦蒋玉龙 王艺轩 陈锋.汉服[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2

由汉服看汉代设计思想

摘要: 汉服作为古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载体之一,不仅拥有非凡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作用,更为我们研究古代美学、哲学、设计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汉代社会稳定的环境中,汉服与其他艺术一样,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礼”的秩序美,蕴含的“阴阳五行”观念和丰富的装饰纹样等几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这些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汉服 汉代 设计思想

所谓“汉服”,是指从三皇五帝到明朝这一段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本文所讲的“汉服”仅指汉代的服装。大约在30万年前,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裹身御寒,第一张兽皮被挂在了赤裸的人体上;2万5千年前,北京山顶洞人用骨针缝制兽皮;新石器时代,为了防御恶劣的自然气候和毒虫猛兽,也为了维护人性的尊严、贞操、遮隐蔽体,又或者是为了伪装自己而进攻敌人,“草裙形态”、“兽皮披形态”随之出现。从一系列出土的文物表明原始社会的服饰不仅仅以实用为目的,同时已经注入了文化精神。此后,经过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逐步完善,尤其是在汉代,儒家的统治地位被确定后,“礼”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服饰制度成了统治的工具,服饰文化被深深的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道家思想虽没有被官方采纳,但其在古代设计思想中扮演的角色却不可忽视。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古代设计思想在服饰上的体现。

 

一、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汉服文化的哲学基础。大约在5千年前,黄帝、尧舜时期,先民们开始用植物纤维织物制成上衣下裳。“黄帝、尧舜重衣裳而治天下,盖取自乾坤”(《周易·系辞下》)说的是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自天意乾坤而定,是神圣的。中国人的这种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宇宙观是一个宇宙化的人伦世界,即“天地之心”,就是以人生的眼光看待宇宙,宇宙就是人生的世界。“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天”是神圣的、伟大的、无限的,人间事物都由天所定。当国家产生后,“君权神授”“尊天命”“顺天道”便顺理成章了,帝王礼祭服饰的设计变成了一个“宇宙”的缩影。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服制》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与人一样有哀乐之心,天人同一,天子是上天赋予的,因此天子行事要符合天意。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汉服宽大、飘逸、含蓄的形制美上,尤以袍最为突出。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能把自然的人体隐藏于宽大的袍袖之中,给人以神秘、内敛之美,达到一种与“天”合而为一的神韵。人行走时,上体衣袖下体裙裳随之飘动,形成优美灵动的流线,使人的活动游刃有余,从而显示出了行云流水般的神韵。汉服就是这样,在平易中求变化,在变化自求自然,到达天人合一、天衣无缝的境界。基于此种审美观,中国古代服饰不追求立体感,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过多的分割组合去追求“体”的感觉。所以,中国服饰的传统裁剪法为平面裁剪法,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

 

二、追求“礼”的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汉服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服饰被视为道德的重要标志,是道德的教化工具,其象征意义使服饰成为穿在人们身上的教科书。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认为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是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是美。基于这种思想,服饰成为统治者有力的统治工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推行后,儒家思想处于正统地位,这对服饰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有董仲舒提出的“度爵而制服”的思想是关服饰思想的内容之一,“度爵而制服”如同“量体裁衣”衣着根据爵位的等级,“有爵”的便是“得天命”,而且死后的“服制”与“礼制”皆依“天命”而有分别。“谓之制度,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统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所以一之也。”(《春秋繁露·服制》)这是董仲舒“别等级”“大一统”的直言不讳。

 

“三礼”(《周礼》《礼仪》《礼记》)中所记载的服饰礼仪,都以君子为对象,着“冕服”的均为君臣 商人? 一等,君君臣臣的服饰等级区分严明不可逾越,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在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而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毛布做的衣服)和“布衣”(粗麻布做的衣服),因此,“布衣”与“衣褐”就成了平民百姓的代名词。由此,形成了以帝王为首的官场秩序,这成为一种治国之道。旧时俗语“只认衣衫不认人”所反映的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现象的势力观念。

 

孔子极力提倡服饰必须符合礼的社会规范,非常重视服饰本身的社会功能。要求人们要注意在不同的时间、场合穿不同的衣服。《荀子·子道篇》记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子洛穿着华丽的衣服去见孔子,孔子说他的衣服太华丽,没人敢给他提意见,于是子洛回去换了一身衣服,孔子教导他说“只有真正具有真才实学同时又诚实,具有仁、智的人才算的上是君子”。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穿衣的要求,什么身份的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如何着装,应该适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才符合社会规范。

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替,这种服制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然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三、体现“阴阳五行”的观念

阴阳家邹衍运用五行相生的说法,建立了五德终始说,并将其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如黄帝为土德,禹是木德,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因此,后代都用这种说法。《史记·历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德,因而色尚黑。根据五行学说,水在季节上属冬,颜色是黑色,因而秦的服饰和旌旗都尚黑色。到汉朝时,统治者认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五行学说认为土克水,土是黄色,于是服色尚黄。方术家又把五行学说与占星术的五方观念相结合,要求天子服装颜色须按季节不同而变换。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五行决定服装的基本用色,阴阳思想决定服色的选择、搭配。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与五方的东、南、中、西、北和五色青、赤、黄、白、黑,以及“五虫”青龙、朱雀、麒麟、白虎、玄武对应并举,即董仲舒提出的“服制象天,服制以天为象”,这将服饰法“天”之“象”更系统、更严密。根据阴阳理论,阴阳相滋相长,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所以阴阳应该是同时存在的,根据这一思想,汉服服色大多用黑与红,红与白,青与白,青与黑搭配,从色相上反应出阴阳两极的互生性,而黄色由于其象征中间位置,所以它常作为单独的色彩使用。

 

四、装饰纹样中所蕴含的世俗思想

汉代当时的服饰不是用以表示统治阶级的威严,就是表现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不是宣扬忠、孝、节、义等,就是祈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在装饰纹样上,大致有两种内容:一是反映神仙长生的,一是显示现实生活的。

 

汉代的纹样装饰大气、明快、简练、多变,图案的色彩运用上,主要以对比为主,强调明快、醒目、艳丽,以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西汉时期的装饰纹样,由动物纹、云气纹、花卉纹和几何纹,其中以动物纹以及由动物纹和其他纹样相结合构成的吉祥图案。如新疆民丰县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右图),在卷曲的茱萸纹和云气纹之间,穿插有七八种奇禽异兽,他们既似穿行于天空,有漫天的云彩相伴,又似奔跑在陆地,与遍插的茱萸为伍运用添加的装饰手法,表现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寄托了人们对和平盛世的依恋和追求。

 

 

除了祥禽瑞兽和具有辟邪含义的茱萸外,在纹样间还安排了具有吉祥含义的文字,如“万事如意”、“长乐明光”、“登高明望四海”等等,这些文字与纹样和谐统一,图文结合,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吉祥图案。

 

东汉的装饰图案打破现实生活的局限,将人物与轻禽猛兽共处于云气山脉间,奔腾活跃,展现出气魄宏伟的画面,寄托封建统治阶级祈望长生不老、子孙众多、皇权永固、分享神仙欢乐等种种荒诞不稽的思想。这是儒家“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观与燕齐方士神仙思想的反映。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叙:“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之神仙,上有仙人玉女、白鹿、白雁,奇花异药,使人长生不老。”就体现了当时的祈望成仙的思想。

还有一些纹样吸收了外来民族的特点,如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的葡萄纹等,这都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

 

从汉服中,我们看到了汉代当时的思想、文化、哲学、艺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同时,也正是这些方面影响了汉服。汉服,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对现代服饰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汉服的深刻内涵,才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到现代服饰中,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断发展。  (图片由本网所加)

参考文献:

高丰.中国设计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8

②楼慧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5

赵超.云想衣裳:中国服饰的考古文物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出版社,2003.10

④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3重版

华梅.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0

⑥黄能馥 陈娟娟.中国服饰史[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4

⑦蒋玉龙 王艺轩 陈锋.汉服[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