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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传承
时间:2023-05-19   浏览:672

发展与传承

王元化 新民晚报 1995.10.22

倘使不首先把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固有特征谈深谈透,那就无法理解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表演体系。振兴京剧或发展京剧,不问出于怎样良好的动机,都不应使京剧丧失它所以成为京剧的本质规定性。一旦失去它的本质规定性,它也就不再存在了。发展京剧和引进外国戏剧的优秀成果,是为了京剧本身的建设,而不是使它变成不是京剧的另一种东西。我并不认为所有不同于西方戏剧的京剧特点都是好的,都应当保存下来。我也不愿像新近故世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李约瑟博士那样声称,中国的传统科技无需借助西方的成熟经验就可以从自身发展出能与西方抗衡甚至驾凌其上的近代科学。中国艺术传统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胜过西方的也有需要向西方借鉴的。有些人长期以来受到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庸俗进化观的影响,坚持京剧是旧的、落后的,而西方现代戏剧才是新的,先进的。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

以西学为坐标的风习由来已久。五四时期胡适曾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但他也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消除的偏见。胡适青年时很喜欢京戏,当他成为新文学的开山大师后,他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京剧音乐简单,文词多不通,不是戏剧,不是音乐,也不是文艺。我是不看京戏的。”(大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阵营的人多持这种态度。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几达十余年之久。主要原因就在于以西学为坐标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认定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就以力求公正持平的胡适来说,他纵使说到自己所敬佩的乾嘉诸老时,也仍以西学为标准,说他们的成就远远逊于更懂得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西方学者。他对京剧的批评,正如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一样。他说《红楼梦》还不及《海上花列传》,因为前者没有西方文论提到过的 plot,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它赞一词。他认为京剧不值一顾是因为没有西方戏剧“最讲究经济方法”的三一律。我最初从胡适书中看到这些说法,不禁感到惊讶。像胡适这样一位好学深思谨慎稳重的学者,他所信奉的理论,怎么竟会是那些在西方也早被摒弃不登大雅之堂的劳什子?所谓plot只是一种陈词滥调,没有被粗俗美学败坏口味的人,再也不把它当回事了。三一律在浪漫派崛起于西方文坛之后早已消声匿迹,还有人说它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实行过。胡适的功绩自然应有公正的评价,但他留下的瑕疵也不应该被掩盖。我想胡适的失误大概由于他并没有认真研究并思考过京剧。我感到奇怪的是,五四时期曾有推倒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口号。从来被轻视的民间文艺,小说、山歌、民谣、竹枝词等等,受到了倡导新文化的学人的重视,可是为什么对于同是民间文艺的京剧却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态度呢?是因为它进过宫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自我相违的偏差。那是一个暴风骤雨、来不及仔细思考、而急促作出判断的时代。今天距离那个时代已七十多年了,已经到了可以平心静气回顾过去,对它作出公允评价的时候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现在还不是时候,会产生亲痛仇快的后果。我不能同意这种策格性的考虑。我认为把政治上的策略用在学术上,正如把政治上的党派性与两条路线斗争等概念用在哲学上一样有。这将会导致学术脱离求真的正轨,甚至陷人以偏纠偏类的迷途。

发展与传承

王元化 新民晚报 1995.10.22

倘使不首先把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固有特征谈深谈透,那就无法理解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表演体系。振兴京剧或发展京剧,不问出于怎样良好的动机,都不应使京剧丧失它所以成为京剧的本质规定性。一旦失去它的本质规定性,它也就不再存在了。发展京剧和引进外国戏剧的优秀成果,是为了京剧本身的建设,而不是使它变成不是京剧的另一种东西。我并不认为所有不同于西方戏剧的京剧特点都是好的,都应当保存下来。我也不愿像新近故世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李约瑟博士那样声称,中国的传统科技无需借助西方的成熟经验就可以从自身发展出能与西方抗衡甚至驾凌其上的近代科学。中国艺术传统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胜过西方的也有需要向西方借鉴的。有些人长期以来受到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庸俗进化观的影响,坚持京剧是旧的、落后的,而西方现代戏剧才是新的,先进的。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

以西学为坐标的风习由来已久。五四时期胡适曾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但他也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消除的偏见。胡适青年时很喜欢京戏,当他成为新文学的开山大师后,他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京剧音乐简单,文词多不通,不是戏剧,不是音乐,也不是文艺。我是不看京戏的。”(大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阵营的人多持这种态度。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几达十余年之久。主要原因就在于以西学为坐标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认定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就以力求公正持平的胡适来说,他纵使说到自己所敬佩的乾嘉诸老时,也仍以西学为标准,说他们的成就远远逊于更懂得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西方学者。他对京剧的批评,正如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一样。他说《红楼梦》还不及《海上花列传》,因为前者没有西方文论提到过的 plot,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它赞一词。他认为京剧不值一顾是因为没有西方戏剧“最讲究经济方法”的三一律。我最初从胡适书中看到这些说法,不禁感到惊讶。像胡适这样一位好学深思谨慎稳重的学者,他所信奉的理论,怎么竟会是那些在西方也早被摒弃不登大雅之堂的劳什子?所谓plot只是一种陈词滥调,没有被粗俗美学败坏口味的人,再也不把它当回事了。三一律在浪漫派崛起于西方文坛之后早已消声匿迹,还有人说它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实行过。胡适的功绩自然应有公正的评价,但他留下的瑕疵也不应该被掩盖。我想胡适的失误大概由于他并没有认真研究并思考过京剧。我感到奇怪的是,五四时期曾有推倒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口号。从来被轻视的民间文艺,小说、山歌、民谣、竹枝词等等,受到了倡导新文化的学人的重视,可是为什么对于同是民间文艺的京剧却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态度呢?是因为它进过宫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自我相违的偏差。那是一个暴风骤雨、来不及仔细思考、而急促作出判断的时代。今天距离那个时代已七十多年了,已经到了可以平心静气回顾过去,对它作出公允评价的时候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现在还不是时候,会产生亲痛仇快的后果。我不能同意这种策格性的考虑。我认为把政治上的策略用在学术上,正如把政治上的党派性与两条路线斗争等概念用在哲学上一样有。这将会导致学术脱离求真的正轨,甚至陷人以偏纠偏类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