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来兮，年画！
冯骥才
年画的消亡，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世风转化、审美更变，那种年节时贴在门板和屋墙上的“纸画儿”，渐渐失却了人们对它的热情。这衰落之势，始于城市，衍及乡村;代之兴起的是月份牌年画，采用时髦的擦炭画法，先进的石印技术，内容多为装扮趋时的美女，又有月历可供应用，很快便把传统的木版年画打下“应用艺术”的擂台。
年画的消亡过程自有规律。由于城市风习嬗变较快，那种专门销往都市的制作精细的大幅的“贡尖”和“对屏”之类消亡在前。而农村闭塞，传统项目，剩下的便是灶王缸鱼、神佛纸马,大量使用，沿续最久。
始自五十年代，各地一些有识之士，对这行将消没的年画展开“采风”，考察沿革，调查实情，广泛收集老年画民间遗存。诸如天津的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陕西凤翔、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山西临汾、广东佛山和福建漳州等地，都将采风所获，整理研究，出版资料。尽管那时只是从民间艺术的人民性与历史的珍贵性出发，来做这些事情。但今天看来，应是一次大规模和及时的文化抢救。因之，保存下来一大系“年文化”的遗产。
八十年代以来，社会风尚更迭巨大。千古不变的乡间生活方式，也发生骤变。老式的木版年画，不仅与室内家具摆设难以相配，也与变异了的审美眼光疏离开来，尤其更与新的生活观念格格不人，谁还会为了饮食之需，去企望于灶王?老年画便失去了它最后一批应用者。从应用者手里失落。才是真正的消亡。
去年年尾，我曾往津西杨柳青、河北武强和开封朱仙镇，考察年画的状况。归来后，将它奄奄一息的弥留状态写人了《三地年画目击记》一文中。实际上，近年来我对年画的关注，已转向印制年画古版的收集和研究上。这些古版在各地的古物市场上，所见甚少，必需深入穷乡僻壤方能见到。近期，我又奔往天津与河北丰润、玉田接壤的东丰台一带，了解年画古版的现存状况，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老年画已如入春时节的残雪,放眼看去，空廖无存了。
我国的木版年画，兴于宋，盛于清，历经千载，走向衰落，时至今日，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泯灭此乃无疾而终，亦自然规律也。
我们正是年画消亡时的目击者。
可以盖棺定论了--
千百年来，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体。这种内容够得上百科全书式的民间艺术，包蕴着一个完完整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
年画又是一部地域文化的辞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年画是集体创作和集体认同的，因而年画的地域个性又是它的地域共性。从杨柳青年画可以谈到津门市井的炽烈好胜;从桃花坞年画可以看到江南万物的清丽灵巧;从武强年画则可以分明地感受到燕赵乡土的醇朴浑厚，以及农民特有的机智与诙谐。这些个性因素，不仅在题材内容里，从各个年画产地习惯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版味，也能一眼识别出来。由年画可以认识全部的中国民间，此言当不过份。
然而，不管这种文化形式曾经怎样必不可少，一进入到现代生活光怪陆离的生活激流中，那一拥而来的书报杂志、录音录像、自娱自乐、文化下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加密电视卫星电视，即刻把它挤得无影无踪。
可是，就在年画刚刚跑出我们的视野，谁料它，忽然掉头跑了回来，令人一惊!
首先是老年画上那些形象、那些图案、那些熟悉的意味，比如莲年有余、喜鹊登梅、一帆风顺、和气生财，还有金蟾宝马神虎春牛葫芦佛手牡丹瓜蔓寿星观音八仙娃娃鱼龙蝙蝠刘海老钱神荼郁垒尉迟敬德关公钟馗如意美人凤凰生肖……开始出现在新年的贺卡上、文具上、工艺装饰上、礼品盒上、甚至是儿童玩具和老年用品上。至于年节物事，更少不了借用这种传统图案。依旧是那样的吉祥喜庆，那样的鲜艳照人，那样的意味和情趣。但这一次，它不是以年画的形式出现，而是换了身份，以一种众所公认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符号，天经地义,当仁不让地重现于世。
一些年画产地，老版新刷，原样照印，也不是做为年节物品，而是以古老的手工艺术，供人欣赏与收藏了。
在年画流行的时代，它是一种实用艺术， 供人应用；这次再度出现，则是作为一种文化，面对人的精神，供人欣赏，也供人认识。
消亡的是它的形式，归来的是它的灵魂。
如果它不再归来，便是彻底泯灭。那么归来靠的又是什么?
杨柳青镇新开一家“玉成号画庄”。原是老字号，主家姓霍，现由其霍家后人重操旧业。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家人在一处院落里，不单是印制年画，而且将这房舍布置成“民居复原”，依照昔日岁末张贴年画的方式，将这民居打扮得如花轿，饶有趣味;还把先人的画稿，老版、刻刀以及刷印和绘制的工具材料，自豪地展示出来。漂漂亮亮是一座小小的年画博物馆了。自然引来不少海内外看客。在参观者眼里，这当然不再是一种生活必需，而是一种迷人的昔时文化了。
民间艺术处在应用时期，属大众俗物，消费性强，用过就扔不被重视;然而一旦成为过去，为文化，便换了身份，登堂入室进入博物馆，成为高贵而稀罕的文物。古代的陶器、铜器、瓷器，莫不如是。古人用来生活，今人作为文物，这都由于内在的文化价值决定的。但谁能把这些过时的年画看做日后宝贵的文化财富?我想，愈来愈多的人正在开始明白。近年来，武强和杨家埠都盖了像样的年画博物馆，把遗存年画当做先祖的精神遗产，恭恭敬敬送了进去。这事做得真好!
从五十年代采风，到九十年代的年画博物馆。幸有一批富于文化卓识的人，拯救其将灭之时，年画才得以从“应用”变为“文化”一旦成为珍贵的文化，便起死回生，灵魂永在。比起许许多多在时代的变迁中消散了的民间艺术，年画算个幸运儿。
这些拯救文化的人，应使我们分外敬重。他们是一种先觉者，文化的先觉者就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自觉担负的一种历史的责任。
人类的文明史，总共走了三步。第一步是自发的文化，第二步是自觉的文化，第三步是文化的自觉。
一个称得上文明的民族，关键是走到第三步。只有走到这第三步，人类创造的文明才不会丧失。
魂归来兮，年画！
冯骥才
年画的消亡，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世风转化、审美更变，那种年节时贴在门板和屋墙上的“纸画儿”，渐渐失却了人们对它的热情。这衰落之势，始于城市，衍及乡村;代之兴起的是月份牌年画，采用时髦的擦炭画法，先进的石印技术，内容多为装扮趋时的美女，又有月历可供应用，很快便把传统的木版年画打下“应用艺术”的擂台。
年画的消亡过程自有规律。由于城市风习嬗变较快，那种专门销往都市的制作精细的大幅的“贡尖”和“对屏”之类消亡在前。而农村闭塞，传统项目，剩下的便是灶王缸鱼、神佛纸马,大量使用，沿续最久。
始自五十年代，各地一些有识之士，对这行将消没的年画展开“采风”，考察沿革，调查实情，广泛收集老年画民间遗存。诸如天津的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陕西凤翔、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山西临汾、广东佛山和福建漳州等地，都将采风所获，整理研究，出版资料。尽管那时只是从民间艺术的人民性与历史的珍贵性出发，来做这些事情。但今天看来，应是一次大规模和及时的文化抢救。因之，保存下来一大系“年文化”的遗产。
八十年代以来，社会风尚更迭巨大。千古不变的乡间生活方式，也发生骤变。老式的木版年画，不仅与室内家具摆设难以相配，也与变异了的审美眼光疏离开来，尤其更与新的生活观念格格不人，谁还会为了饮食之需，去企望于灶王?老年画便失去了它最后一批应用者。从应用者手里失落。才是真正的消亡。
去年年尾，我曾往津西杨柳青、河北武强和开封朱仙镇，考察年画的状况。归来后，将它奄奄一息的弥留状态写人了《三地年画目击记》一文中。实际上，近年来我对年画的关注，已转向印制年画古版的收集和研究上。这些古版在各地的古物市场上，所见甚少，必需深入穷乡僻壤方能见到。近期，我又奔往天津与河北丰润、玉田接壤的东丰台一带，了解年画古版的现存状况，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老年画已如入春时节的残雪,放眼看去，空廖无存了。
我国的木版年画，兴于宋，盛于清，历经千载，走向衰落，时至今日，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泯灭此乃无疾而终，亦自然规律也。
我们正是年画消亡时的目击者。
可以盖棺定论了--
千百年来，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体。这种内容够得上百科全书式的民间艺术，包蕴着一个完完整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
年画又是一部地域文化的辞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年画是集体创作和集体认同的，因而年画的地域个性又是它的地域共性。从杨柳青年画可以谈到津门市井的炽烈好胜;从桃花坞年画可以看到江南万物的清丽灵巧;从武强年画则可以分明地感受到燕赵乡土的醇朴浑厚，以及农民特有的机智与诙谐。这些个性因素，不仅在题材内容里，从各个年画产地习惯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版味，也能一眼识别出来。由年画可以认识全部的中国民间，此言当不过份。
然而，不管这种文化形式曾经怎样必不可少，一进入到现代生活光怪陆离的生活激流中，那一拥而来的书报杂志、录音录像、自娱自乐、文化下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加密电视卫星电视，即刻把它挤得无影无踪。
可是，就在年画刚刚跑出我们的视野，谁料它，忽然掉头跑了回来，令人一惊!
首先是老年画上那些形象、那些图案、那些熟悉的意味，比如莲年有余、喜鹊登梅、一帆风顺、和气生财，还有金蟾宝马神虎春牛葫芦佛手牡丹瓜蔓寿星观音八仙娃娃鱼龙蝙蝠刘海老钱神荼郁垒尉迟敬德关公钟馗如意美人凤凰生肖……开始出现在新年的贺卡上、文具上、工艺装饰上、礼品盒上、甚至是儿童玩具和老年用品上。至于年节物事，更少不了借用这种传统图案。依旧是那样的吉祥喜庆，那样的鲜艳照人，那样的意味和情趣。但这一次，它不是以年画的形式出现，而是换了身份，以一种众所公认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符号，天经地义,当仁不让地重现于世。
一些年画产地，老版新刷，原样照印，也不是做为年节物品，而是以古老的手工艺术，供人欣赏与收藏了。
在年画流行的时代，它是一种实用艺术， 供人应用；这次再度出现，则是作为一种文化，面对人的精神，供人欣赏，也供人认识。
消亡的是它的形式，归来的是它的灵魂。
如果它不再归来，便是彻底泯灭。那么归来靠的又是什么?
杨柳青镇新开一家“玉成号画庄”。原是老字号，主家姓霍，现由其霍家后人重操旧业。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家人在一处院落里，不单是印制年画，而且将这房舍布置成“民居复原”，依照昔日岁末张贴年画的方式，将这民居打扮得如花轿，饶有趣味;还把先人的画稿，老版、刻刀以及刷印和绘制的工具材料，自豪地展示出来。漂漂亮亮是一座小小的年画博物馆了。自然引来不少海内外看客。在参观者眼里，这当然不再是一种生活必需，而是一种迷人的昔时文化了。
民间艺术处在应用时期，属大众俗物，消费性强，用过就扔不被重视;然而一旦成为过去，为文化，便换了身份，登堂入室进入博物馆，成为高贵而稀罕的文物。古代的陶器、铜器、瓷器，莫不如是。古人用来生活，今人作为文物，这都由于内在的文化价值决定的。但谁能把这些过时的年画看做日后宝贵的文化财富?我想，愈来愈多的人正在开始明白。近年来，武强和杨家埠都盖了像样的年画博物馆，把遗存年画当做先祖的精神遗产，恭恭敬敬送了进去。这事做得真好!
从五十年代采风，到九十年代的年画博物馆。幸有一批富于文化卓识的人，拯救其将灭之时，年画才得以从“应用”变为“文化”一旦成为珍贵的文化，便起死回生，灵魂永在。比起许许多多在时代的变迁中消散了的民间艺术，年画算个幸运儿。
这些拯救文化的人，应使我们分外敬重。他们是一种先觉者，文化的先觉者就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自觉担负的一种历史的责任。
人类的文明史，总共走了三步。第一步是自发的文化，第二步是自觉的文化，第三步是文化的自觉。
一个称得上文明的民族，关键是走到第三步。只有走到这第三步，人类创造的文明才不会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