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两大怪相：“原始社会”不原始，“奴隶社会”少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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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于以夏王朝的建立为分界线，将夏王朝建立之前称之为“原始社会”，将夏王朝建立之后至春秋时期称之为“奴隶社会”。可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并没有那么原始，而夏商周“奴隶社会”却并没有多少奴隶。所以，应该重新界定原始社会阶段，也应该重新命名夏商周“奴隶社会”。
历史中关于原始社会的描述包括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生产力低下，原始蒙昧。第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第三，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氏族会议议事。由于将夏之前的历史列入原始社会，所以许多动漫游戏影视剧将“三皇五帝”描绘得非常原始落后：住着茅草屋，穿着兽皮树叶，渔猎为生，结绳记事。但现代考古证明，三皇五帝时期远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样子。
我们将公元前2070年定为夏王朝建立的时间，早于这个时间的历史就被列为“原始社会”；可是我们知道，距今5300年的良渚古城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良渚古城以及出土的众多文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良渚时期具有发达的稻作农业、高超的制陶技术、成章成句的文字、制作精美的玉器、宏伟的城池、庞大的水利工程等等。
良渚发达的农业和水利设施，说明良渚时期已经由渔猎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大量精美的玉器和陶器，说明良渚时期具有高超的生产加工工艺；庞大的城池和水利工程，说明当时的良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祭祀的场所、众多的礼器和等级分明的房屋、墓葬，说明当时阶级分化明显。占地三百多万平米、延续上千年的良渚古城，哪儿还是原始社会？毫无疑问，它也绝不可能是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所能建设出来的，它肯定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所组织实施的。
颠覆我们对夏朝之前历史认知的现代考古成果不仅仅是浙江的良渚遗址，还有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有的甚至比良渚时期更早的远古人类文明奇迹。从城市建设规模来说，有比良渚规模更大的陕西石峁遗址，比良渚时间更早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湖北石家河遗址（距今5900年）和湖南彭头山遗址（距今6000多年）。从玉器礼器来说，距今八九千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等出土的大量玉器礼器，比良渚时期更是早了数千年；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灰葬坑则进一步说明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政权在距今五六千年的伏羲时代就已经普遍存在了。
众多考古成果证明，中国文字至少在九千多年前就已经诞生了，距今7300多年前的安徽双墩遗址出土了700多个文字。浙江上山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贾湖遗址等，出土了距今八九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远古酿酒残留物；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三十多支8000多年前的骨笛，有的至今可以完整吹奏乐曲。距今9000多年的湖南棚龙岗遗址，已经具有了远古城市的雏形。浙江跨湖桥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都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前的丝织物。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陶纺轮和粟粒。河北磁山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众多窨穴证明，其储粮能力可达100000多斤。陕西姜寨遗址出土了距今6700多年前的打制铜器，甘肃林家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世界第一把青铜刀。
古籍记载中，仓颉在9000多年前创造了文字，伏羲在近7000年前建立了统一的政权，神农氏在5300多年前发明了茶和中医药，黄帝在4700多年前铸鼎建五城十二楼。有人说古籍记载的不准确。西方人这么说过，疑古派这么说过，但现代考古不但证明了他们的质疑都是错误的，反而证实中国酿酒的历史远早于古籍记载的杜康，中国汉字的历史远早于古籍记载的黄帝，中国养蚕制丝的历史远早于古籍记载的嫘祖。
所以，不管是根据现代考古还是根据古籍记载，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其实并不原始，而是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明。同样，我们所说的“奴隶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少奴隶，下面我们进行分析。
我们把夏王朝建立到春秋时期的历史称为“奴隶社会”，但实际上一直遭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笔者也持不同观点。“奴隶社会”是西方曾经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新式教育倾向于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将夏朝作为“奴隶社会”的开始便是这种思潮影响下的结果。既然要采用西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划分方法，那么就要找一个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界线，终结尧舜禹禅让制度的夏王朝的建立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夏启建立夏朝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是与伯益的内部争斗，所以不可能有大量奴隶的产生，那为什么大禹时期是原始社会、夏启时期就是奴隶社会呢？显然并没有多少依据。同样，我们现在的历史书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也就是“三家分晋”作为奴隶社会的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按照汉语来理解“封建”制度，五帝、夏商和西周都有大规模的分封，但我们却将其列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汉朝虽然也曾经有过分封，但秦朝和隋唐宋元明清并没有大规模分封的发生，却被列入“封建社会”。当然，从政治经济制度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并没有什么问题，笔者质疑的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命名。
其次，“三家分晋”只是晋国分为了三个国家而已，不管是从赵魏韩三国来看，还是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来看，“三家分晋”后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人民也没有大量地从奴隶转变为农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多少奴隶），为什么会成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呢？如果非要划分，是不是将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更合适呢？
第三，所谓夏商周三朝有多少奴隶呢，奴隶的地位又是怎样呢？所谓的奴隶就是依附于人没有自由之身的人，也就是隶属于他人的奴役。但这种人不但在夏商周时期有，在三皇五帝时期也有，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只是名称有区别而已。
那是不是夏商周时期的奴隶很多而被称为“奴隶社会”呢？从历史记载来看，并不是这样。夏商周时期，主要社会制度是分封，受分封者拥有多少户或邑的土地，封地中的人民以户为单位缴纳贡赋。封地中的农户是社会主体构成部分，他们因为拥有土地而缴纳贡赋，但并没有失去自由之身。所以，夏商周并不是以奴隶为主体的社会，更不是奴隶制度的社会。
那么，夏商周时期有多少奴隶呢？笔者没查到具体统计数据，但应该非常少，所占人口的比率肯定远远低于平民。夏商周时期的奴隶，是战争的俘虏或失去土地的人，他们成为有权势之人的附庸变成了没有自由之身的奴隶。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伊尹，他本是一个孤儿，被送给有莘王做厨师的奴隶收养，同样也成了一个奴隶。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夏商周时期大部分的奴隶大部分存在于少数权贵的家中，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奴隶群体，更没有形成西方历史上的奴隶买卖制度。
在古代，人口是每个政权最宝贵的财富，人口的多少代表着政权的强弱，所以历朝历代都是鼓励生育。中国历史上也基本没有通过战争获得奴隶的记载，黄帝打败炎帝，并没有将炎帝部落变为奴隶，而是与之结盟；五帝征服三苗，也没有将之变成奴隶，而是放逐到偏远地区垦荒；商汤打败夏桀，没有将夏桀变为奴隶，而是将其流放到南巢。夏商周时期的战争，争夺的是土地，打败敌人后将其土地纳入疆域，其土地上人民的身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纳贡的对象。投降归附的将领也没有变成奴隶，而是与战胜者的将领一样领兵打仗，一样封疆裂土。所以，中国古代的战争并没有形成大量的奴隶群体。
从地位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奴隶也并不像西方那样毫无自由、被残酷虐待、甚至被买卖。伊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尹是一个奴隶，但他能自由学习三皇五帝的治国理政之道，能开坛布学讲授知识，甚至还被聘为贵族子弟的老师。当然，伊尹没有自由决定自己的归属，所以商汤要得到伊尹需要有莘王的同意。这说明伊尹虽然是没有土地依附于有莘王的奴隶，并且没有自由之身，但他在生活学习上却拥有很大的自由，并且还得到了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尊重，这与西方的“奴隶”有着很大的区别。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划定和命名不符合历史。笔者建议应将伏羲之前划为 “氏族时代”；将伏羲到大禹划为 “王朝时代”；将夏朝到战国划为“王国时代”，将秦朝到清朝划为“帝国时代”。谬误之处请予指正！欢迎阅读《中华远古文明史》其他章节的内容，一起领略中华远古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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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新确定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开始的时间
下一集
从距今9000年到距今6000年：中国由“村居”时代进入“城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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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于以夏王朝的建立为分界线，将夏王朝建立之前称之为“原始社会”，将夏王朝建立之后至春秋时期称之为“奴隶社会”。可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并没有那么原始，而夏商周“奴隶社会”却并没有多少奴隶。所以，应该重新界定原始社会阶段，也应该重新命名夏商周“奴隶社会”。
历史中关于原始社会的描述包括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生产力低下，原始蒙昧。第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第三，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氏族会议议事。由于将夏之前的历史列入原始社会，所以许多动漫游戏影视剧将“三皇五帝”描绘得非常原始落后：住着茅草屋，穿着兽皮树叶，渔猎为生，结绳记事。但现代考古证明，三皇五帝时期远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样子。
我们将公元前2070年定为夏王朝建立的时间，早于这个时间的历史就被列为“原始社会”；可是我们知道，距今5300年的良渚古城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良渚古城以及出土的众多文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良渚时期具有发达的稻作农业、高超的制陶技术、成章成句的文字、制作精美的玉器、宏伟的城池、庞大的水利工程等等。
良渚发达的农业和水利设施，说明良渚时期已经由渔猎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大量精美的玉器和陶器，说明良渚时期具有高超的生产加工工艺；庞大的城池和水利工程，说明当时的良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祭祀的场所、众多的礼器和等级分明的房屋、墓葬，说明当时阶级分化明显。占地三百多万平米、延续上千年的良渚古城，哪儿还是原始社会？毫无疑问，它也绝不可能是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所能建设出来的，它肯定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所组织实施的。
颠覆我们对夏朝之前历史认知的现代考古成果不仅仅是浙江的良渚遗址，还有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有的甚至比良渚时期更早的远古人类文明奇迹。从城市建设规模来说，有比良渚规模更大的陕西石峁遗址，比良渚时间更早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湖北石家河遗址（距今5900年）和湖南彭头山遗址（距今6000多年）。从玉器礼器来说，距今八九千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等出土的大量玉器礼器，比良渚时期更是早了数千年；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灰葬坑则进一步说明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政权在距今五六千年的伏羲时代就已经普遍存在了。
众多考古成果证明，中国文字至少在九千多年前就已经诞生了，距今7300多年前的安徽双墩遗址出土了700多个文字。浙江上山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贾湖遗址等，出土了距今八九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远古酿酒残留物；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三十多支8000多年前的骨笛，有的至今可以完整吹奏乐曲。距今9000多年的湖南棚龙岗遗址，已经具有了远古城市的雏形。浙江跨湖桥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都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前的丝织物。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陶纺轮和粟粒。河北磁山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众多窨穴证明，其储粮能力可达100000多斤。陕西姜寨遗址出土了距今6700多年前的打制铜器，甘肃林家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世界第一把青铜刀。
古籍记载中，仓颉在9000多年前创造了文字，伏羲在近7000年前建立了统一的政权，神农氏在5300多年前发明了茶和中医药，黄帝在4700多年前铸鼎建五城十二楼。有人说古籍记载的不准确。西方人这么说过，疑古派这么说过，但现代考古不但证明了他们的质疑都是错误的，反而证实中国酿酒的历史远早于古籍记载的杜康，中国汉字的历史远早于古籍记载的黄帝，中国养蚕制丝的历史远早于古籍记载的嫘祖。
所以，不管是根据现代考古还是根据古籍记载，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其实并不原始，而是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明。同样，我们所说的“奴隶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少奴隶，下面我们进行分析。
我们把夏王朝建立到春秋时期的历史称为“奴隶社会”，但实际上一直遭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笔者也持不同观点。“奴隶社会”是西方曾经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新式教育倾向于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将夏朝作为“奴隶社会”的开始便是这种思潮影响下的结果。既然要采用西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划分方法，那么就要找一个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界线，终结尧舜禹禅让制度的夏王朝的建立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夏启建立夏朝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是与伯益的内部争斗，所以不可能有大量奴隶的产生，那为什么大禹时期是原始社会、夏启时期就是奴隶社会呢？显然并没有多少依据。同样，我们现在的历史书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也就是“三家分晋”作为奴隶社会的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按照汉语来理解“封建”制度，五帝、夏商和西周都有大规模的分封，但我们却将其列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汉朝虽然也曾经有过分封，但秦朝和隋唐宋元明清并没有大规模分封的发生，却被列入“封建社会”。当然，从政治经济制度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并没有什么问题，笔者质疑的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命名。
其次，“三家分晋”只是晋国分为了三个国家而已，不管是从赵魏韩三国来看，还是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来看，“三家分晋”后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人民也没有大量地从奴隶转变为农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多少奴隶），为什么会成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呢？如果非要划分，是不是将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更合适呢？
第三，所谓夏商周三朝有多少奴隶呢，奴隶的地位又是怎样呢？所谓的奴隶就是依附于人没有自由之身的人，也就是隶属于他人的奴役。但这种人不但在夏商周时期有，在三皇五帝时期也有，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只是名称有区别而已。
那是不是夏商周时期的奴隶很多而被称为“奴隶社会”呢？从历史记载来看，并不是这样。夏商周时期，主要社会制度是分封，受分封者拥有多少户或邑的土地，封地中的人民以户为单位缴纳贡赋。封地中的农户是社会主体构成部分，他们因为拥有土地而缴纳贡赋，但并没有失去自由之身。所以，夏商周并不是以奴隶为主体的社会，更不是奴隶制度的社会。
那么，夏商周时期有多少奴隶呢？笔者没查到具体统计数据，但应该非常少，所占人口的比率肯定远远低于平民。夏商周时期的奴隶，是战争的俘虏或失去土地的人，他们成为有权势之人的附庸变成了没有自由之身的奴隶。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伊尹，他本是一个孤儿，被送给有莘王做厨师的奴隶收养，同样也成了一个奴隶。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夏商周时期大部分的奴隶大部分存在于少数权贵的家中，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奴隶群体，更没有形成西方历史上的奴隶买卖制度。
在古代，人口是每个政权最宝贵的财富，人口的多少代表着政权的强弱，所以历朝历代都是鼓励生育。中国历史上也基本没有通过战争获得奴隶的记载，黄帝打败炎帝，并没有将炎帝部落变为奴隶，而是与之结盟；五帝征服三苗，也没有将之变成奴隶，而是放逐到偏远地区垦荒；商汤打败夏桀，没有将夏桀变为奴隶，而是将其流放到南巢。夏商周时期的战争，争夺的是土地，打败敌人后将其土地纳入疆域，其土地上人民的身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纳贡的对象。投降归附的将领也没有变成奴隶，而是与战胜者的将领一样领兵打仗，一样封疆裂土。所以，中国古代的战争并没有形成大量的奴隶群体。
从地位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奴隶也并不像西方那样毫无自由、被残酷虐待、甚至被买卖。伊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尹是一个奴隶，但他能自由学习三皇五帝的治国理政之道，能开坛布学讲授知识，甚至还被聘为贵族子弟的老师。当然，伊尹没有自由决定自己的归属，所以商汤要得到伊尹需要有莘王的同意。这说明伊尹虽然是没有土地依附于有莘王的奴隶，并且没有自由之身，但他在生活学习上却拥有很大的自由，并且还得到了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尊重，这与西方的“奴隶”有着很大的区别。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划定和命名不符合历史。笔者建议应将伏羲之前划为 “氏族时代”；将伏羲到大禹划为 “王朝时代”；将夏朝到战国划为“王国时代”，将秦朝到清朝划为“帝国时代”。谬误之处请予指正！欢迎阅读《中华远古文明史》其他章节的内容，一起领略中华远古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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